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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eel解读:电力市场与钢铁行业发展研究报告(一)——电力行业的背景与成本
发布时间:2025-12-09
 基于我国反内卷相关政策的提出,我们认为在抗通缩的主基调之下,电力成本调控相对于其他货币财政政策的优势更明显,利用电力价格的基础性和成本传导作用,稳定整体生产与消费环节成本,从而带动价格链条向上修复的可行性较高。  从传导路径上看,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等直接影响CPI上行不具备持续性,而通过提高PPI不仅能从生产端稳定成本、有助于减轻消费品成本下行压力、为终端消费价格提供支撑,还能够改善企业盈利与

  基于我国反内卷相关政策的提出,我们认为在抗通缩的主基调之下,电力成本调控相对于其他货币财政政策的优势更明显,利用电力价格的基础性和成本传导作用,稳定整体生产与消费环节成本,从而带动价格链条向上修复的可行性较高。

  从传导路径上看,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等直接影响CPI上行不具备持续性,而通过提高PPI不仅能从生产端稳定成本、有助于减轻消费品成本下行压力、为终端消费价格提供支撑,还能够改善企业盈利与投资,通过稳定微观主体(企业)的经营环境,促使其扩大生产和投资,从而从根源上激发内需。

  同时,伴随着我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与高新技术产业,天然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以及绿电的市场份额占比。但从当前绿电成本看,虽然发电成本已低于传统火电,但隐性成本较高,导致企业与居民用电端的使用成本更高,进而将成本传导至下游生产与消费环节。

  整体来看,当前可再生能源所面临的堵点仍然较多,短时间内的综合使用成本难以快速降低,叠加我国电力必赢国际437官方刚需持续增长,预计未来我国的电力成本在短期内将持续抬升。

  我国电力成本的抬升预期,其核心逻辑在于利用电力价格的基础性和成本传导作用,稳定整体生产与消费环节成本,从而带动价格链条向上修复。

  从传导路径上看,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等直接影响CPI上行不具备持续性,而通过提高PPI不仅能从生产端稳定成本、有助于减轻消费品成本下行压力、为终端消费价格提供支撑,还能够改善企业盈利与投资,通过稳定微观主体(企业)的经营环境,促使其扩大生产和投资,从而从根源上激发内需。

  从政策导向上看,2025年下半年我国提出“反内卷”相关政策,也旨在治理低价恶意竞争、维护市场价格合理回升。

  当前,我国PPI呈现深度负增长局面。截止2025年10月,我国PPI同比已连续37个月负增长,工业领域的负反馈循环仍在延续。与以往相比,本轮物价低迷、通胀承压的核心特征有所不同:

  一是持续时间长、覆盖行业广,除了钢铁、煤炭等传统生产资料下跌外,生活资料价格也在走弱。虽然近期价格有所改善,但也集中在上游原材料端,中下游商品价格在内需承压结构下仍然偏弱。

  二是PPI向CPI传导不畅,虽然自2025下半年以来反内卷相关政策提出,但在终端需求不足时,企业为保证市场份额,会优先消化成本压力而非提价。而且尤其是CPI中占比较高的服务业,其对工业品价格变化的弹性较低。

  工业领域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加剧,企业盈利空间被持续压缩,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传统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在结构性矛盾面前效果边际递减。主因传统工具在通缩主要由需求全面疲软引起时效果最佳。但当前的通缩具有强烈的结构性色彩(部分行业严重过剩),传统“大水漫灌”式的刺激难以精准解决产能过剩和低价竞争问题,且副作用积累较大

  为对抗通缩,通过主动管理并适度抬升电力成本,与传统的货币、财政等需求侧调控工具相比,确实能在某些层面更直接地解决当前物价低迷的结构性根源。其核心逻辑在于,传统工具主要刺激“需求”,而电力成本管理则能精准影响“供给”和“成本”。

  从以上几个维度对比传统政策供给与电力成本抬升的作用,可见电力成本工具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更像一个结构性、供给侧的“价格调节阀”。其核心优势在于能:

  ·倒逼产业出清:提高高耗能、低效产能的运营成本,加速市场出清和供需再平衡。

  ·与其他政策协同:可作为“反内卷”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与环保、能耗管控等工具配合使用。

  此外,当前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油气价格不确定性上升,依赖进口油气可能加剧国内经济波动风险。在此背景下,稳定煤电供应既能保障能源自主可控,又能通过国内能源产业链的自主循环,降低外部通缩压力的传导影响,为经济复苏创造稳定的能源环境。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与能源发展角度出发,未来新能源发电对火力发电的补充与替代将会持续推进。

  我国当前的主要发电量来源于火力发电,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火力发电规模占总发电量比重在六成以上,其他类型发电的占比仍然较低。

  但从政策方向看,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环境与污染治理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

  从能源发展角度看,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且燃煤排放是环境主要污染物之一,而随着环保要求的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迫在眉睫。

  国家分别从专项发展纲要(《1996—201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国家发展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三个方面,将新能源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2000年制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加大对新能源重点行业扶持力度,建立促进产业发展的服务体系,加速新能源技术商业化应用。2006年印发《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规模化推动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2010年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推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

  2014年国务院颁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提出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能源。2020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新能源基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在2025年达到20%左右。

  2025年11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新能源从“单兵作战”转向“协同共赢”。总体目标要求2030年集成融合是新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式,包括多维度一体化开发(基地建设、空间集约、分布式)、产业协同(产业链循环、传统与新兴产业互相促进)、多元化非电利用(氢基能源、风光储能)、落地保障等。

  因此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并推广可再生能源建设,风光水力发电量整体增速较快,已经开始对传统火力发电产量进行边际替代,数据显示,2017年至今,火电与非火电的发电规模呈现此消彼长态势,火电在发电量中的占比一度从80%降至60%。大方向上看,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作用将会持续进行。

  科技发展对电力需求的推升是一个系统性过程。其核心逻辑在于:科技发展一方面直接催生了新的高耗电产业与产品(直接拉动),另一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全面“电气化”与“数字化”(间接转化),同时自身也在优化电力系统,部分缓解需求压力。

  第一,科技发展持续创造前所未有的高耗电领域。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计算集群和5G/6G通信网络,已成为新的“电力黑洞”。

  运行服务器和散热系统耗电巨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已占全球总用电的1%-1.5%,一些国家的占比更高。其次一些AI大模型训练一次所耗电力,可能相当于数千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直接转化为电力需求。此外,5G通讯网络基站的普及,推动网络整体能耗上升。

  第二,科技发展间接性地驱动全社会进行再电气化,将过去的非电能源消费转变为电力消费。典型代表如电动汽车,汽车动力从燃油转为电池,直接大幅增加对电网的充电需求,此外,工业领域的高端制造、精密加工等产业升级,其生产线高度自动化,大幅增加了生产环节的工艺用电和辅助用电。

  第三,科技发展也在通过智慧能源技术优化电力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管理和减缓需求的过快增长,但更多是为支撑上述的耗电规模增长提供可能。

  总的来说,科技与电力需求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科技作为需求增长的引擎,创造了新负荷并驱动电气化;同时,作为系统优化的工具,它又努力让电力系统更智能、高效地满足这些需求。当前,以人工智能和碳中和为代表的新科技浪潮,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首先,我们通过模型分析,按照同样装机规模,并固定折现率、残值率、税率保持不变,主流发电类型的度电成本高低排序如下:陆上风电光伏海上风电火电。

  自双碳战略提出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场普遍认为新能源技术层出不穷、转换效率持续提升,但在市场化条件下,理论上终端消费者会为稳定电力资源支付相同价格,导致目前电力终端同质化问题显著,因此只比较度电成本并不能反应电力市场真实情况,需要比较的是终端消费者角度下的全社会综合成本。

  在新能源发电刚起步阶段,因发电总量较小,对整体电力系统稳定性影响不大,但随着新能源发电量占比的持续提升,新能源出力不稳定的问题会被进一步放大,进而导致其系统成本日益增长。

  考虑到如系统发电入网的运行成本,以及新能源用电侧的隐性成本,火电的综合成本仍然最具性价比。我们认为以下三点因素是导致新能源使用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例如,我国风光资源富集的“三北”地区与沿海用电负荷中心存在严重的空间错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但这面临着输送容量有限、经济性挑战和输电走廊资源紧缺等制约。

  当电网无法消纳所有的新能源电力时,就只能限制甚至停止一部分风机和光伏板发电,即“弃风弃光”。在青海、新疆等风光大基地,以及分布式光伏装机激增的山东、河南等省份,午间同时段出力导致“两头弃电”的现象已经出现。

  有数据显示,2025年1-5月,西藏、青海、新疆等资源富集区的光伏利用率已低于90%。被弃用的电量对于电站投资者来说是直接的收益损失,对于整个社会则是清洁能源的浪费。

  比如,光伏发电每日的出力情况较好预测,呈现中午高、早晚低的结构,但这恰好与用电峰值相反,因此调节成本较高;同时,风力发电的波动更高且具有不可预测性。

  因此为了“削峰填谷”,电力系统需要保留大量的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以提供调峰能力,或者配套建设大规模的储能设施。这些都构成了显著的系统调节成本。

  当风电、光伏在电网中的渗透率超过15%时,其波动性对电网稳定运行的挑战会显著增加,电力系统成本也进入快速的增长临界点。

  这是因为风电、光伏等传统新能源发电设备难以主动支撑电网电压和频率,为了保障供电安全,系统必须保留足够的火电等稳定电源作为备用,这部分备用容量产生的成本也需要分摊。

  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后,电力系统面临 “缺电量、缺容量、缺灵活性调节资源”的三重挑战。传统煤电角色转型滞后,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如电化学储能)在规模、成本、安全性上尚无法完全满足小时级至季节性的全时间尺度调节需求。而配电网在接纳海量分布式光伏时,也可能出现反向重过载、电压越限等技术问题。

  当前电力市场对灵活性调节资源(如快速调频、爬坡能力)和绿色价值(如绿证、碳减排)的定价与补偿机制不完善,无法有效激励市场主体投资储能或提供调峰服务。

  规划与管理协同不足,一方面体现在新能源开发与电网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的长期协同不足,容易出现项目等电网、电网等项目的脱节;另一方面体现在快速迭代的新技术(如构网型储能、智能微网)与相对滞后的并网技术标准、产品认证规范、安全管理规程之间存在差距,增加了新型设备并网和系统安全运行的风险。

  综上,基于我国反内卷相关政策的提出,我们认为在抗通缩的主基调之下,电力成本调控相对于其他货币财政政策的优势更明显,利用电力价格的基础性和成本传导作用,稳定整体生产与消费环节成本,从而带动价格链条向上修复的可行性较高。

  同时伴随着我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与高新技术产业,天然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以及绿电市场份额的占比。但从当前绿电成本看,虽然发电成本已低于传统火电,但隐性成本较多,导致企业与居民用电端的使用成本更高,进而将成本传导至下游生产与消费环节。

  整体来看,当前可再生能源所面临的堵点仍然较多,短时间内的综合使用成本难以快速降低,叠加我国电力刚需持续增长,预计未来短期内的我国的电力成本持续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