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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何以更新
发布时间:2026-02-06
 时隔十年,再度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并要求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治理升级等,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近日,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为城市更新构建了一个从规划、土地、

  时隔十年,再度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并要求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治理升级等,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近日,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为城市更新构建了一个从规划、土地、资产、产权到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如何在城市更新中拥抱“更新的中国”?本期邀您共同关注——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单纯聚焦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等“物”的投资,其边际效益在递减,而围绕“人”全生命周期的投资在加大。立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期下城市更新应当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创造新供给、激发新需求,增强城市发展内生动力。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研究城市更新中的“人”。城市更新要为人服务,关注人的需求、人的发展,核心是明确城市更新中的主体类型和利益关系。城市更新中的主体有政府、产权人和租户,也有投资者、建造商和运营主体。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同时也是管理者,要主动统筹协调更新矛盾,维护产权人和租户的合法权益,提升这些空间使用者的体验感和舒适度是更新方向。投资者对更新的预期决定了城市更新的数量和规模,建造商的设计能力直接影响更新的效果和品质,而运营主体的作用是最大程度激发更新的可持续发展动力,维持更新效果和长效活力。

  二是唤醒“沉睡资产”,注入发展新动能。存量时代,老旧厂房、空置楼宇和闲置设施等“沉睡资产”盘活,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营造高活力交往空间,建造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生产空间,提升资产价值,加速资源要素流动,提高功能空间适配度,用物的投资更好地服务于人。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新资源配置的集约高效,加强土地资产、土地权益、土地管理的研究,聚焦水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以更少的资源投入撬动更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三是坚持规划为基,支撑保障资源配置。综合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最突出的一个转向就是从“投资于地”到“投资于人”。存量时代,规划要充分响应人本需求,整体统筹谋划、策划生成项目,通过资源要素精准配置实现存量地区的“再规划”。比如,宏观尺度规划要立足实际,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关注生活圈建设、功能混合和场所活力提升,保留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优化设施网络,促进职住平衡,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观尺度城市更新规划要关注权属关系整合,保障公共利益优先和远期目标实现,算明白投资收益账,形成良性可循环的更新建设行为。而微观尺度的建筑空间改造设计则要立足于空间使用价值最大化,以人的最佳使用感受为评价标准,强调功能融合、空间复合,结合建筑及空间改造,平衡更新相关主体利益。

  四是强化政策供给,探索服务性治理逻辑。要建立城市更新治理逻辑,精细化政策供给,围绕更新中各利益主体诉求,以小切口、微改革破解城市更新的难点、堵点问题,实现多赢共赢。要以“政府坚守底线、强化经济思维、保障市场高效运转、实现可持续”为核心导向,通过优化土地价款、技术标准、审批决策、资源配置来降低更新成本,优化指标供给、功能转换、土地年限、运营策划来提高更新效益。同时,做好覆盖城市更新全周期的系统性政策集成,加速关键环节堵点破解的政策创新,打通更新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创新来自人民,活力源于人民,城市的生产力、消费力、竞争力终究系于人民。城市更新的终极使命正是为城市中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创造延展出源源不断的可能性。这既需要坚守“投资于人”的初心,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提供政策与技术服务;也要坚定“投资于物”的恒心,激活存量资源、优化要素配置。唯有如此,方能让城市更新兼具发展质感与民生温度,让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图景照进现实。(石晓冬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将权益市场作为规划转型的主线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一转变不仅仅是城市发展模式的切换,也将带来国土空间治理的深刻变革。

  说到底,国土空间规划服务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增量发展阶段,规划的任务是为城市土地设施配套,再在不动产市场上定价并融资。而进入存量阶段,如何将已经建成的城市巨额存量资产转化成权益,避免钢筋水泥成为压垮城市财政的债务,成为一项新的艰巨任务。

  中国城市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资产,其规模之巨,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据估计,2025年中国城市不动产总价值约为450万亿元~500万亿元。中央要求的“存量提质增效”,具体到自然资源部门,就是要将这些“估值”变成真正可以被抵押、交易、转让的权益,并且在权益市场上保值增值。

  那么,国土空间规划要做什么?就是将这些资产的现金流标准化,放到权益市场定价。这就需要通过城市更新,把低效资产盘活、重新评估,最终实现全民资产的保值增值。具体来讲,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资产普查。要像清点家产一样,查清城市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建筑的产权,然后按用途、使用分类,分析谁是低效的,能否找到更高价值的利用方式。通过有价土地效益的最大化,为无价公共资产间接定价。

  第二步,为资产寻找现金流。资产有了,但要让它流动起来,必须要有“血液”——也就是现金流。只有现金流才能把异质非标资产的价值标准化,而标准化的资产才能在权益市场被比较、定价并交易。所谓“好的规划师”,就是能比其他规划师发现更多的现金流、找到更优秀的运营者,实现价值最大化。这需要规划突破增量时代设立的各种政策和技术屏障,用业主权益最大化原则取代技术最优原则,围绕现有权益的保值增值制定新的规划标准。

  第三步,创造权益市场。增量阶段,地方政府资产的权益市场是房地产。但存量时代,需要一个新的权益市场为存量资产定价。如果没有这个市场,地方政府就不可能从高增长阶段的债务陷阱爬出来,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完成“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的转型。建立新的权益市场,一方面要通过公允的定价系统降低估值的成本,即依托国土空间规划把空间的信息、交易的信息、产权的信息汇总起来,然后通过资产估值的算法给每项资产一个价格走廊,并实时迭代更新;需要交易或抵押时,只要上网一查即可。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技术降低交易成本。比如,利用区块链技术,通过智能合约把资产的上链登记、利息支付、赎回等规则自动化,将现实中估值巨大的不动产实体资产分割为等值的权益,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进一步增加不动产的流动性。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未来的规划院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也将迎来角色的重塑。规划院可以成为空间的“投行”,为委托人寻找那些廉价的、低估的资产,然后赋予其现金流,放到权益市场。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就像证监会那样,登记所有的交易,披露所有资金的来往和产权转移的情况,监管违规操作,维护公开、透明、便捷、低成本的市场。

  存量时代的规划转型,是一场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变革。它要求规划师们不仅要会“画图”,更要懂“算账”。这不仅是规划行业的转型,更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必须跨越的一道槛儿。(

  赵燕菁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以“四类关键地区”更新 激活城市群发展格局

  都市圈时代,更新的视野必须是全域的。唯有通过空间的腾挪,将孤立的城市节点“织”成一张彼此协同的空间网络,才具有真正的战略价值。要激活这盘大棋,必须在四类关键地区“动刀”。

  不少人认为城镇化的进程是线性的,但实际中,至少在方向的选择上,城镇化是有多种答案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从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建设方针,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城市更新行动,我国城镇发展经历了从“大国小城”到“大国大城”、再到“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转变。新时代的政策导向,是通过城市更新来系统治理大城市病,将各级城市从“增长机器”的惯性中抽身,从“为了增量而新建”转变为“为了质量而更新”。如果说“大国大城”时代的城镇化是“高楼平地起”,那么“城市群﹢都市圈”时代的城镇化将是“一墙之隔开天地”。

  相关研究显示,2030年,中国将有七成人口聚集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七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内。这些城市群或都市圈仅占全国陆地面积的一成,却贡献了超过六成的GDP。这意味着,未来城市竞争将不再是“谁占地多”,而是“谁的圈子大”。而城市更新,将是城镇化战略能否更进一步将“大国大城”跃升为“城市群﹢都市圈”格局的关键战术。唯有将城市更新置于此格局之中,才能让城市更新具有城市规划层面的价值和战略意义。基于此,笔者以为,要以“四类关键地区”更新,激活城市群发展新格局。

  过去,我们谈城市更新,往往盯着老旧小区、残破厂房的物质空间换新。但都市圈时代,更新的视野必须是全域的。如果不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不解决核心城市的“排他性”肥大,所谓的更新不过是给一台陈旧的机器涂上一层新漆。唯有通过空间的腾挪,将孤立的城市节点“织”成一张彼此协同的空间网络,才具有真正的战略价值。要激活这盘大棋,必须在四类关键地区“动刀”。这四个战场,每一个都触及了中国城市治理最深层的矛盾。

  一是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跨界地区的“缝合”更新。我国城市管理是不断向上收束的,市与县、县与镇是管和被管的关系,城市群内部是大城市管小城市的金字塔结构,越是在行政末梢上的市镇,其资源可支配能力越弱,发展越不充分,尤其在跨界地区。当核心城市的增量见顶后,周边城镇发展需求显现,通过更新,可将跨界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实现“硬联通”,也可将标准、机制实现制度上的“软联通”,避免都市圈异化为“保护圈”。

  二是瞄准核心疏解,实现核心城市的“置换”更新。推动核心城市的功能提质与非核心功能的有序疏解,对核心城市的低效用地、闲置楼宇、老旧街区等进行更新,为科创、金融、生产服务等功能集聚腾挪空间,将物流仓储、康养文旅等非核心功能,向都市圈近郊、远郊城镇疏解。这种“退”是为了更好地“进”,也是都市圈肌理优化的必然选择。

  三是注重圈层承接,实现周边城镇的“赋能”更新。如果没有周边城镇的接应,核心城市的疏解将只是“放逐”。以更新推动周边城镇功能承接与配套升级,应针对周边城镇的闲置厂房、老旧产业园区、城乡接合部等开展更新,营造专业化产业承接平台和生活服务载体,提升功能疏解的承接能力,避免疏解无载体、承接无能力。

  四是推动全域同城,实现交通枢纽的“扩容”更新。交通枢纽更新,要模糊物理距离,将“通勤圈”锻造成产业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推动都市圈全域同城化深度落地,通过城市更新提高枢纽服务效率,拓展1小时通勤圈覆盖范围,促进城市群、都市圈内要素快速流动。如此,都市圈才能真正从地理上的“城市圈”进化为心理上的“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