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现任阳光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澳门城市大学教授;课题组成员:博士,阳光资产管理公司宏观研究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国保险学会智库专家;
保险资产负债超常规联动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处于调结构、低通胀与低利率周期,且面临优质资产结构性短缺的现实所提出的应对之策。它区别于常规联动中相对宽松的调整条件,直面“利率中枢过快下行”与“资产荒”双重压力,迫使保险公司从传统“负债驱动”模式转向“资产负债联动”模式,以优质资产的可获得性约束负债增长,并通过跨资产配置拓展收益来源。当前环境下,保险机构在成本收益匹配与期限结构匹配方面均遭遇突出挑战:投资收益下行与配置难度增加加剧利差损风险,期限错配引致再投资风险上升。开展资产负债超常规联动已成为保险机构应对市场压力、实现稳健经营的必然选择。
资产负债联动是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核心策略,旨在通过协调资产与负债决策实现财务目标。其理论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久期”概念的提出。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利率剧烈波动,金融风险管理需求上升,Stulz(1984)为资产负债管理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中,技术手段不断演进,从现金流匹配、久期匹配、免疫策略等传统方法,发展到负债驱动投资(LDI)及高级随机建模等更为复杂的工具。
国际经验表明,长期低利率环境对保险业构成严峻挑战。各国应对策略各具特色。美国寿险业得益于相对缓慢的利率下行与发达的资本市场,转向以投资型年金产品为主流;德国保持了以储蓄和保障型产品为主的稳健结构;日本因利率下行更快,产品结构大幅转向纯保障型,并通过增持超长期国债及海外债券以匹配久期、提升收益。2022年英国养老金危机暴露了LDI策略在利率快速上行时可能引发的流动性螺旋风险,为过度依赖衍生品对冲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敲响了警钟。
我国保险业的资产负债管理经历了从粗放到规范的探索过程。早期部分中小险企曾采取“高成本负债驱动高风险投资”的激进模式。随着监管强化与行业转型,头部机构通过优化负债结构和资产配置来改善匹配。新会计准则(IFRS 17/9)的实施进一步促使机构重视会计匹配。我国监管体系持续完善,2018年原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则》,2022年实施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2024年新“国十条”明确提出强化资产负债联动监管,并首次探索建立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实证研究表明,监管约束有效缩小了行业久期缺口,但中小公司面临更大的转型压力,需通过发展分红险等途径缓解利差损风险。
美国利率经历了快速下行、缓慢下行以及超低利率三个阶段。在利率下行初期,部分激进经营的保险公司因投资高风险垃圾债券支撑高收益保单而破产。然而,美国寿险业整体实现了相对平稳的转型,这得益于其利率下行相对缓慢、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前瞻性的产品调整。“传统寿险收益率降低+美国股市长牛+个人养老金大发展”三大驱动力共同推动了可变年金等投资型产品的迅猛发展。头部保险公司如保德信金融和大都会人寿通过全球化布局、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积极利用衍生品管理利率风险以及大力发展资产管理等第三方业务,成功应对了长期低利率的挑战。保德信金融在低利率环境下扩展全球业务和投资型产品销售,大量使用利率衍生品进行对冲;大都会人寿则通过资产重组专注于机构客户市场,提高年金险占比,运用衍生品将利率变动带来的潜在损失控制在合理比例内。这表明,在低利率环境下,通过产品向投资型转型、加强全球化资产配置、精细化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以及发展轻资本业务,是实现稳健经营的关键。
欧洲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进入长期的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环境。在负债端,德法两国头部保险公司展现了显著的前瞻性,主动优化负债结构以降低刚性成本。德国安联集团在利率下行阶段增加万能险等浮动收益产品比例,在负利率阶段大幅压降保证收益产品,转向“资本效率型”产品并自主下调保证利率。法国安盛集团致力于降低固定贴现率产品负债比例,增加浮动或无贴现率负债比例。在资产端,面对债券收益率极低的挑战,欧洲保险公司增加权益资产配置以提升投资收益。安联集团将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从7%提升至近12%,并适度信用下沉。同时,高度重视久期匹配,将资产负债久期缺口维持在接近于零的微小水平,并广泛运用利率衍生品对冲风险。欧洲经验值得中国在负债端前瞻性调整和资产端增加权益配置方面借鉴,但其跨国资产配置和复杂衍生品运用因中国存在资本账户管制等约束而难以完全复制。
日本寿险业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遭遇严重利差损并引发破产危机。此后,日本保险业进行了深刻的资产负债联动改革。在资产端,行业大幅削减贷款和股票配置,增持国内债券并显著拉长债券久期,以匹配负债久期并寻求资本利得。为应对国内“资产荒”,保险公司积极增加海外资产配置,特别是美元债券等较高收益资产。在负债端,监管推动建立与市场利率挂钩的预定利率动态调整机制,新单预定利率被快速下调至极低水平。保险公司主动进行产品结构转型,大幅降低储蓄型产品占比,重点发展纯保障型产品,依靠“死差益”和“病差益”对冲“利差损”。日本第一生命和明治安田保险均通过增配国内长久期债券和海外资产优化资产端,并严格下调负债成本。日本经验表明,在利率长期下行的环境中,事后应对必须采取资产与负债双端同时发力且力度足够大的“超常规”联动,这对中国保险业具有极强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韩国寿险业面临低利率、人口结构恶化以及严格新监管准则等多重挑战。三星生命保险的应对策略体现了在复杂约束下的资产负债联动调整。在负债端,顺应老龄化趋势,转向扩大年金保险、健康险及定期寿险等保障型产品供给,提高浮动利率产品占比。在资产端,致力于精细化久期匹配,增配长期和海外债券,将久期缺口控制在较低水平。投资组合强调分散化,增加对海外资产、房地产及基础设施等另类资产配置,运用衍生品对冲利率和汇率风险。三星生命还通过集团化经营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涉足其他金融业务以平缓保费收入波动。韩国经验显示,在老龄化加剧的市场中,资产负债管理必须更加精细化、综合化,需综合考虑人口趋势带来的负债结构变化,并通过多元化投资增强抗风险能力。
低利率与资本回报率下降和低通胀密切关联。长期看,资本回报率下降受到人口老龄化、潜在经济增速回落等因素影响;中短期看,有效需求不足、政策“重生产、轻消费”等因素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和低通胀。低通胀环境下企业销售价格持续低迷,导致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下降问题更加严重。实体经济回报率下行在虚拟经济的映射是金融资产回报率下行,体现为资产荒问题。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是名义利率的理论上限,共同驱动名义利率中枢下行。近年来,我国低通胀问题表现为GDP平减指数出现最长负增长时期,PPI同比连续负增长。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同总资产比值持续回落并创下新低。低利率问题体现为广谱利率整体下行,无风险利率、期限利差、信用利差都处于历史低位。
低利率、资产荒对我国保险资产负债端的挑战主要集中于人身险领域,历史业务形成的长久期、高成本负债极大提高了管理难度。2021年以来寿险销售增长更多来自于传统寿险,收益率固定的传统寿险成为居民锁定长期投资回报率的工具。广谱利率快速下行叠加新保险合同准则使保险负债贴现率倾向采用即期利率,保险机构大幅下调贴现率假设,导致保险负债规模上升、净资产缩水压力。在资产端,较高的债券配置比例在低利率环境下面临利差损风险。虽然高位抬升的债券配置比例可使保险公司享受国债收益率下行的资本利得,但票息收益较薄,净投资收益率持续回落并创下新低。中小保险公司潜在利差损风险更大。
我国投资者海外投资受限加剧了国内“资产荒”。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外证券投资资产占比较低,且相当一部分集中在香港市场,并未实质上“出海”,而日本保险公司外国资产占比已达25%左右。投资收益率层面,资产荒环境下金融资产风险-收益结构劣化。2024年以来,债券收益率下行伴随回报率波动性上升,低到期收益率与高波动性并存。若交易获取资本利得需承担高风险,若持有至到期需忍受极低收益率并承担利差损风险。大类资产配置方面,股债“跷跷板”效应强化,股债配置收益更易正负对冲导致总收益率不高;若配比出错将导致更大负向偏离,增大了跨资产配置难度。
在资产端,建立跨资产的全局优化框架,综合考察资产配置对整体投资组合系统优化的影响。港股市场因高股息、低成本和税收优势成为内地险资重要配置方向。但港股收益率同A股高度相关,更适合作为A股的平替资产,险资需注重配置港股高股息、OCI资产以稳定报表,同时配置性价比更高的成长科技标的。2025年2月,保险资金投资黄金业务试点启动。黄金收益率同股、债相关性偏低,适合作为股债投资组合的有效分散化工具,有望改善整体投资组合的夏普比例。黄金还能对全球性宏观风险做出上涨反应,适合作为宏观风险对冲工具。在权益投资方面,以择时和跨资产对冲降低成长科技股投资波动性。利用杠铃策略降低相对收益波动性,以高股息、稳健风格权益资产缓释下行风险。通过合理择时、股债跷跷板效应降低绝对收益波动性,增配科技股的同时适配一定比例的超长久期债券对冲下跌风险。
参考Kyal et al.(2013)、Ralph & Motohiro(2022),本文使用双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对中日上市保险公司进行实证检验。模型以保险公司市值加权投资组合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股票市场收益率和10年期国债全收益率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2012至2019年利率风险对中国保险公司股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20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利率风险影响开始显现但不显著;2023至2025年8月尽管10年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至2%以下,但利率风险再次失效,一个重要原因是2024年9月政治局会议重大政策转变带来的风险偏好修复。日本保险公司方面,2015年11月至2022年利率风险对股价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参数估计为-6.1;2023至2025年8月影响不再显著,侧面说明投资者似乎相信日本即将走出低利率时代。进一步引入国债收益率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分析显示,仅有2015年、2017年和2022年利率显著影响保险公司股价。由于缺乏中国保险公司负债端详细数据,无法进一步验证负债压力与股价承压之间的关系。
保险资产负债超常联动是在低利率、低通胀、资产荒的宏观环境下,保险行业为应对利差损风险持续积聚所进行的经营范式变革。常规联动不涉及低利率和资产荒的双重约束,调整时间窗口较长;超常规联动则直面双重压力,迫使保险公司从负债驱动转向资产负债双轮交互驱动,以优质资产的可获得性约束负债增长。保险机构应深刻理解并严格执行预定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将经营重心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创造。负债端优化业务结构,优先发展创造死差益、费差益的价值型业务;资产端建立以优质资产供给能力为约束的负债发展规模硬性边界。
第一,构建跨资产类别的战略配置与动态调整机制,重塑投资部门绩效评估体系以激励全局最优。探索构建“双层级”绩效考核框架。基础绩效层考核专业能力;协同绩效层强制并激励跨资产协作,将高风险权益资产与超长期利率债虚拟组合构建,以夏普比率等指标评价。引入“全局组合夏普比率贡献度”评估,量化各部门对优化总体组合的综合贡献。
第二,做好分账户投资。结合监管及会计新规要求,对不同负债精细化分账户资产配置,投资假设差异化。重视寿险资产负债久期匹配,增配抵御低利率挑战的优质底仓资产,在分红型寿险资产端配置高股息权益资产。适应会计准则变化,选择合适计量方法,减少利率波动对净资产影响。
第三,做好内部机制支持。打通资产端和负债端信息交流,以资产端研究成果支持产品开发、业务规划等负债策略。以价值考核引导负债结构优化,提高销售保障类和分红储蓄类产品积极性。调整考核周期,支持培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第四,优化寿险负债结构。在满足客户需求同时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负债刚性成本。根据利率前景和账户实际投资收益,调整万能险结算利率和分红险分红利率,降低存量增量负债成本。推动浮动化收益产品。发展商业健康险等,增加死病差贡献,优化利源结构。
第一,优化监管政策,促进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预定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引导科学设计产品,管理利率双向波动。落实非车险“报行合一”。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合理设定业务风险因子,如股票风险因子进一步差异化,引导保险资金发挥耐心资本优势。
第二,完善产品定价机制,做好行业自律引导。各寿险公司自主定价未必全局最优,需监管完善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及动态调整机制。实施利率风险压力测试,对潜在风险预警,帮助高风险机构制定预案。
第三,将黄金提升至“宏观风险对冲型核心资产”战略定位。积极推动投资范围、试点机构扩容,将黄金ETF纳入可投资标的。设定常态化战略性配置比例,发挥低相关性特性提升组合夏普比率。建立与宏观风险预警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在重大宏观风险信号出现时适时增持黄金头寸对冲尾部风险。
第四,拓宽保险资金全球资产配置渠道。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步扩大境外投资额度,优化QDII、QDLP等机制,鼓励增加境外优质固收资产、另类投资等领域配置。支持保险机构提升跨境投资与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逐步建立与中国保险资金规模相匹配的全球化资产配置体系,增强长期低利率环境下的韧性与可持续性。